社会流动日渐常态化的背景下，“出身问题”却似乎再次成为不同群体间身份与意识的鸿沟。这一方面源于尚不完善的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仍难言“中部崛起”，相对于庞大的13亿人口，上升通道还是太窄，难以与社会流动的旺盛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公众对于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均等不公正、不平衡现象，有着更高的关注度和敏感度。

　　更要看到，“二代现象”、“二代意识”之后，是对“起跑线不公平”的焦虑与无奈。近日，有调查显示：相比管理阶层子女，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211”高校入学率、就业率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比如“初次求职成功信息渠道”，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是“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而管理阶层子女则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

　　“拥有黄金的人制定规则。”权力和财富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广的关系网络甚至是更有利的规则，容易产生积累优势，让“拥有黄金”的群体有机会获得更多黄金。股市一天造出4名个人资产过亿的80后“富二代”、江西某地事业单位招人仅允许科级干部子女报考等，已经显示出这种代际的“马太效应”。

　　一个民主开放的健康社会，每个人都应有在不同阶层中垂直流动的机会，而不是在父辈的身份和影子中定位终生。忽视“二代现象”释放的信号，难免会锁定与扩大“马太效应”，增加个人发展的阻塞感、社会流动的凝滞感和不同“二代”之间的身份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