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在中国现有的文物中，长城无疑是最特别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城早已超出了其原有意义，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象征”等意义，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亮丽名片。

  在今年的两会上，长城保护与修缮等也是政协委员关注的话题。委员们建议，长城保护，政府不能唱“独角戏”；要吸引社会力量、社会资金参与保护工作，同时明确社会资金方的地位、性质。

  破坏严重修缮经费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以长城为代表的文物“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载体”。

  因为看到私挖乱采破坏长城的网贴，袁靖于去年曾到山西神池县实地调研。在那里，委员们发现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问题比较严峻：“比如一块耕地上有长城遗址，这块地承包给老百姓了，那么这位承包人跟长城是什么关系、要承担什么责任，当地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也是在去年，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张妹芝深入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等市的7个县，对河北境内的长城保护进行多次调研。张妹芝发现，“长城沿线的名城名镇名村很多，文化底蕴深厚。但一些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长城遗址破损严重”。

  “除了众人熟知的八达岭、居庸关、山海关，长城更多的形态或许只是一段残垣断壁。”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孙庆聚说。

  多年来，长城修缮工作一直在进行。但修缮经费和保护人力等不足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修缮理念各异标准不明

  孙庆聚委员《关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长城修缮工作的提案》，分析了长城保护理念和保护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是基层力量薄弱，保护乏力。长城保护遵循属地管理原则，有限的保护人员分布在以千公里计数的地域，力量极为薄弱。

  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虽然该市早已设立了科级事业单位“长城保护管理处”，但仅有3个编制，每年只能完成4次长城巡查测绘。依靠现有的人力，走完全域1800多公里长城需要一二十年。

  二是沿线多贫困县，保护经费匮乏。《长城保护条例》规定，长城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但长城资源多分布于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中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和边远地区，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捉襟见肘。

  三是修缮理念各异，标准不明。“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等基本原则并未落到实处。2014年，国家文物局编制了《长城保护维修工作指导意见》，但该意见仅仅是个粗线条框架，实施过程中各环节执行单位的理解存在偏差。

  互联网平台探索长城保护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认为，长城保护，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多方参与、共同保护”应该成为共识，要吸引社会力量、社会资金参与保护工作。

  “互联网+公益”模式已脱颖而出。故宫、敦煌莫高窟、兵马俑……越来越多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文物开始“触网”，和互联网公司进行数字修复技术等合作。那么，面对长城修缮中缺人缺钱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互联网+公益”，发动社会力量来共同保护？

  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平台首次探索长城保护。2016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用于对北京怀柔箭扣南段长城的修缮，并与中国文保基金会成立了长城专项公益基金。

  此外，用多种文创新玩法激活群众的长城情结。2017年7月底，腾讯再度发起“长城你造不造”计划，倡导用户每日步数达到6000步，就能为真实的长城修复捐出一块砖。

  委员呼吁尽快制定国家标准

  让长城修缮成为社会积极参与的长久机制，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孙庆聚认为，要尽快破解社会资金进入后可能会出现的尴尬局面。“随着修缮范围的推广，如何明确社会资金方的地位、性质，是发挥互联网公益平台在长城修缮中作用时会越来越凸显的一个问题。”

  同时，长城修缮不应遵循普通建筑维修的定额要求。孙庆聚建议抓紧制定文物修缮工程的定额标准，若一时没有定额的，可由财政部门与文物部门选取同类优质工程的预算作为参照，必须应按照普通建筑修缮定额作安排时，应允许文保工程在其基础上上浮30%。

  孙庆聚提出，长城修缮工程的当年预算应可做跨年度安排。建议对长城这类文物修缮工程，当年预算可以跨年度安排，不必要求当年执行完；或者根据工程进展的实际情况，一次性审批维修方案，分年度安排预算资金。

 此外，还需提升保护条例的层级和法律效力，尽快制定“国家标准”。“现在只有《长城保护条例》一个专项行政法规，应当提升其层级和法律效力，制定长城保护法，为保护长城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还要尽快组织研究、制定和修订长城修缮的相关标准。”孙庆聚说。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