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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下载 一、政府主导下的基建地产投资加速扩张与制造业投资下滑的矛盾
民间投资并未真正从政府手中接过接力棒。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回升主要是与城镇化和政府主导高度相关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增速明显回升，而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和非政府主导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尤其是民间制造业投资积极性和意愿并不高，内生增长动能趋于减弱。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25.6%，同比大幅提高。在过去三十几年中，基建投资增速比较高的年份往往都发生在换届年之后，投资的周期性和政府换届的周期性非常吻合。而2013年是换届的转折年，又是“十二五”中期，基建投资带动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加速的可能性非常大。房地产投资也在加速，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比去年全年提高4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受制于产业平均利润率下滑和债务“去杠杆化”影响。制造业长期平均利润率下滑影响投资信心。1-3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7%，较上年同期下降6.1个百分点，民间制造业投资也出现较大回落。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反映出当前经济内生增长乏力，这不仅仅是周期调整的问题，更反映出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
二、政府刚性支出上升与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带来的矛盾
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扩张是具有内生性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当然更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发展投资以及民生投资巨大的政府投资。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财政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元，根据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11.5427万亿元，地方财政支出总量为11.8927万亿元，地方财政收支差额达到3500亿元，财政收支矛盾在加剧。
而另一方面，财力捉襟见肘，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和相关融资平台在经历了四万亿刺激之后，其负债率有较大幅度上升，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特别是近两年由于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地方政府土地相关收入正在持续下降。201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政府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2010年31.7%的峰值明显下降。
中长期看，“新国五条”细则的落实将对房地产销售增长构成压制作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 2013年预计地方到期债务总额近3万亿元，已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地方政府将面临非常大的偿债压力风险。因此，有效建立财政和债务约束机制，推动以支出责任对等为目标的分级财税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三、稳定经济增长与控制潜在通胀压力上升间的矛盾
一方面，2013年支撑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加速城镇化建设、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都需要中长期优质资金，但资金需求存在差异，企业盈利情况差别也很大的情况下，无论是银行资金还是社会资金的流向都很不均衡；另一方面，货币存量偏大，产出缺口回补推动货币传导效应加快，输入通胀压力加大，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将推动物价整体水平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因此，如何保障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与控制通胀上升压力确实是一对矛盾。
首先，货币流动性宽松将推高物价总水平。目前中国M2存量已经超过百万亿规模，总体社会流动性较为宽裕，准货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财政存款为例，2010至2012年2月财政存款平均增加1159亿元。同时，金融危机后，我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传导速度由3-4个季度加快到2-3个季度，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影响几乎立竿见影，滞后影响在一个季度之内。前期货币投放速度较快将加大一季度及上半年价格上涨压力。
产出缺口对物价敏感性也有所上升。去年全年中国通胀压力总体并不大，主要原因是总需求虽然有所回暖，但没有明显高于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特别是工业产出缺口仍处于负值区域，这种情况下通胀不具备快速反弹的条件。然而，去年下半年以来产出缺口持续收窄，通胀对产出缺口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
此外，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农产品与服务价格高企。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绝对数减少345万人。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城市化发展导致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近几年，工资增长较快，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2009-2011年名义增速分别为5.7%、19.3%、2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分别为6.5%、15.4%、15.0%，2012年名义增长11.8%，实际增长9%。可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与此同时，新房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上涨预期。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由于仍有待细化落实，短期内二手房成交呈现急速上升趋势，推动房屋价格攀升。二季度细化政策落实后，二手房交易将受到抑制，商品房市场总供应量有所减少，将可能会推动新房价格上涨。
因此，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及主要矛盾看，寄希望于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经济增速让位于经济结构调整，并给未来增长留下空间已成必然。
民间投资并未真正从政府手中接过接力棒。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回升主要是与城镇化和政府主导高度相关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增速明显回升，而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和非政府主导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尤其是民间制造业投资积极性和意愿并不高，内生增长动能趋于减弱。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25.6%，同比大幅提高。在过去三十几年中，基建投资增速比较高的年份往往都发生在换届年之后，投资的周期性和政府换届的周期性非常吻合。而2013年是换届的转折年，又是“十二五”中期，基建投资带动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加速的可能性非常大。房地产投资也在加速，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比去年全年提高4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受制于产业平均利润率下滑和债务“去杠杆化”影响。制造业长期平均利润率下滑影响投资信心。1-3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7%，较上年同期下降6.1个百分点，民间制造业投资也出现较大回落。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反映出当前经济内生增长乏力，这不仅仅是周期调整的问题，更反映出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
二、政府刚性支出上升与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带来的矛盾
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扩张是具有内生性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当然更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发展投资以及民生投资巨大的政府投资。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财政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元，根据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11.5427万亿元，地方财政支出总量为11.8927万亿元，地方财政收支差额达到3500亿元，财政收支矛盾在加剧。
而另一方面，财力捉襟见肘，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和相关融资平台在经历了四万亿刺激之后，其负债率有较大幅度上升，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特别是近两年由于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地方政府土地相关收入正在持续下降。201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政府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2010年31.7%的峰值明显下降。
中长期看，“新国五条”细则的落实将对房地产销售增长构成压制作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 2013年预计地方到期债务总额近3万亿元，已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地方政府将面临非常大的偿债压力风险。因此，有效建立财政和债务约束机制，推动以支出责任对等为目标的分级财税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三、稳定经济增长与控制潜在通胀压力上升间的矛盾
一方面，2013年支撑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加速城镇化建设、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都需要中长期优质资金，但资金需求存在差异，企业盈利情况差别也很大的情况下，无论是银行资金还是社会资金的流向都很不均衡；另一方面，货币存量偏大，产出缺口回补推动货币传导效应加快，输入通胀压力加大，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将推动物价整体水平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因此，如何保障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与控制通胀上升压力确实是一对矛盾。
首先，货币流动性宽松将推高物价总水平。目前中国M2存量已经超过百万亿规模，总体社会流动性较为宽裕，准货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财政存款为例，2010至2012年2月财政存款平均增加1159亿元。同时，金融危机后，我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传导速度由3-4个季度加快到2-3个季度，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影响几乎立竿见影，滞后影响在一个季度之内。前期货币投放速度较快将加大一季度及上半年价格上涨压力。
产出缺口对物价敏感性也有所上升。去年全年中国通胀压力总体并不大，主要原因是总需求虽然有所回暖，但没有明显高于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特别是工业产出缺口仍处于负值区域，这种情况下通胀不具备快速反弹的条件。然而，去年下半年以来产出缺口持续收窄，通胀对产出缺口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
此外，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农产品与服务价格高企。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绝对数减少345万人。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城市化发展导致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近几年，工资增长较快，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2009-2011年名义增速分别为5.7%、19.3%、2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分别为6.5%、15.4%、15.0%，2012年名义增长11.8%，实际增长9%。可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与此同时，新房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上涨预期。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由于仍有待细化落实，短期内二手房成交呈现急速上升趋势，推动房屋价格攀升。二季度细化政策落实后，二手房交易将受到抑制，商品房市场总供应量有所减少，将可能会推动新房价格上涨。
因此，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及主要矛盾看，寄希望于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经济增速让位于经济结构调整，并给未来增长留下空间已成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