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山东省政府在“划转”仪式上郑重宣布，该省正式划转3家省管国有企业30%国有资本，用以充实社保基金。山东此次划转资本规模约为33亿元，是国家“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计划中的首次破题。
        对改革的欢迎或是对破冰的致敬，高蹈抒情之前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现实背景，此番动作所映对的乃是逼仄的社保资金压力。不妨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后，2015年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3000亿元。与此同时，居民的社会保险缴纳压力同样逼仄，根据权威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单位和个人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约为职工个人工资的46%，从全球背景下的横向比较看，我国居民社会保险缴费率亦偏高。
        而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只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来客。早在2004年，“国有资产何时划拨社保基金”便进入媒体提问视野，当时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主政者就向媒体透露“一个由各个部门组成的国有资产划拨小组”已经成立，不过，直到5年后的2009年，所能公开获知的依然只是一份由国务院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此后的消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再到山东此次破冰。至此，“国资划拨转入社保”，从提出到办法，从计划到破冰，已过去11年。
        从只闻脚步声，到听到楼梯响，再到人下来，无论是资金缺口压力倒逼下的“被求变”，还是在改革浪潮中的积极主动求变，区别于“提高个人缴费率”、“延长职工退休年龄”的简单方式，“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无疑是值得欢迎的发生。
        一个需要厘清的常识是，从产权属性或是从财产性质来看，国有资产和社保基金，同属于公共财政范畴。以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提高运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为目的的国有资产，与发端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征集部分国民收入生产出来的社保基金，因其一致的公共属性，决定着相同的公共价值—着眼于现代社会公民福利的改善，保障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正常运转，具体来说，就是让更多人分享到国有资本收益，真正把缴费负担降下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于此而言，“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有着天然的耦合路径，不仅能纾解社保基金所面临的账目亏空压力，也能促进国有资产的角色回归。
        愿景在勾勒，理想在生长，当对“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满怀期待时，依然需要面对现实的隐忧。首先，11年的历史探幽，本就说明改革破除利益藩篱的艰难。如今，有了山东的首次破冰，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真正的推进?其次，从根本上说，划转只是意味着代表资本的股权流向，如何预防和防范运营风险，同样值得审慎观察，尤其是在一些国企历史沉疴尚未得以肃清的大背景下，比如资本运营体系尚未建立、预算执行主体缺位等等。再次，面临着现实制度冲突。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既然涉及到股权流转，必然牵涉到与公司法、预算法、证券法甚至是系列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条例的冲突，如何规避行政之手的强力介入，实现规制范畴内的渐进调整?
        总而言之，“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在历史长河中，会有它浓墨重彩的一笔，裹挟着理想，也要回归到现实。它的角色扮演，不应是历史进程中的单兵突进，既需要改革的决心和智慧，也需要现实制度格局的重塑，比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革新，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